清代詩論著作。1卷。吳喬著。全書為問答形式,共27則。其論詩重視“命意”,要求“其中有人”,反對拘泥聲韻,執著死法;提倡“三百篇”的傳統,尊唐、薄宋,力貶明詩;強調詩的特征,并以米“釀而為酒”與“炊而為飯”來比喻詩與文的差異。在回答具體問題中，體現出吳喬的反擬古主義的詩歌主張。清初反擬古主義，始有錢謙益，其后馮班、吳喬等起而響應。吳喬論詩，主張詩要有寓意，他認為，唐詩的優點，就在于“讀唐人詩集，知其性情，知其學問，知其立志”，而“明人以聲音笑貌學唐人”，只是注重修辭形式，結果“千人一體”，終不能超過唐人。他最推崇的是晚唐李商隱的詩，這也可能與他推崇委婉寓意的詩歌主張有關，他曾選錄李的無題詩，猜度其意旨，作《西昆發微》。吳喬認為擬古詩內容空虛，而強調寓意，這基本上抓住了要害。他指出“詩中須有人，……詩而有境、有情、則有人在其中”?！坝腥恕迸c否、寓意的存無，決定詩句的“死”、“活”。詩句的死、活另外還與表現手法有關，在此方面，他最崇尚的是詩三百的“比興”手法，“大抵文章，實做則有盡，虛做則無窮。雅、頌多賦，是實做，風騷多比、興，是虛作。唐詩多宗風騷，所以靈妙”。他還比較了唐、宋、明各代詩歌，認為“唐人作詩， 自述己意，不必求人知之，亦不在人人說好，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，明人必欲人人說好，故不相入”，宋、 明詩的局限，就在于太實太露，無言外之意，而不象唐人那樣“實話亦虛”?！氨扰d意在言外，不可以言求意”，這就是吳氏重視比興的原因。答問中，吳氏還指出了詩文的區別， “唯是體制辭語不同”，兩者都需有寓意，但是具體表現形式又不同。在論詩歌的演變時，他堅持“變復”主張， 強調“復”的同時，要“變”，這也是對擬古派的反動，這種見解是合乎藝術發展史的運動規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