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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，地下党张宗伟在家中被捕，就在他被抓时，苏联妻子从门外走进来，她眼含热泪，想要和张宗伟说上最后一句话，但张却狠狠瞪了她一眼。
1937年的哈尔滨，正处在伪满统治最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。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日本宪兵的岗哨，行人稍有不慎就会被盘查逮捕，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活动，早已被迫转入最深的地下。
张宗伟就是这条隐蔽战线上的一名交通员。他早年在黑河生活，1929年举家迁居哈尔滨道里区，以经营一家杂货店为掩护，秘密开展地下工作。
1931年，经地下党员袁品富介绍，张宗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，满洲省委驻上海的交通员被捕，这条连接东北与关内的重要情报线一度中断，组织上把恢复交通线的任务交给了张宗伟。
从此他便以经商为名，拎着一只特制的夹层藤箱，往返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，把党的秘密文件藏在藤箱夹层里，一次次躲过军警的盘查，稳稳传递着重要情报。
他的妻子阿格拉菲娜是苏联人，来自聂尔欣斯克林，她不仅是家庭里的贤内助，更是张宗伟地下工作的得力帮手——她利用自己外籍身份的便利，时常帮着传递消息、放哨望风，夫妻俩配合默契，守着小小的杂货店，守着这条看不见的战线。
1937年3月1日，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向日本宪兵队自首叛变。这个掌握着大量地下组织机密的叛徒，将哈尔滨及周边地区的党员名单、联络点信息全盘供出。
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，在4月15日发动了针对东北全境共产党员的“四·一五”大逮捕，一夜之间数百名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，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。
此时的张宗伟，本有机会提前撤离。他已经察觉到风声不对，也收到了组织的预警，但当时有一场重要的地下工作会议即将在哈尔滨召开，各地交通站的同志正在陆续赶来，紧急撤退通知根本来不及一一送达。
张宗伟对妻子说：“我不能走。我要是先走了，来接头的同志就会一头撞进敌人的包围圈。我得守在这里，能通知一个是一个。万一我出了事，你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，一定要等我们的人来找你们。”
4月20日天刚蒙蒙亮，张宗伟送走最后一名连夜赶来接头的同志，刚转身收拾店铺里的痕迹，院门外就传来了刺耳的刹车声。几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踹开店门，直扑后屋的张宗伟。
敌人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很快就在地窖里搜出了没来得及销毁的秘密文件，张宗伟当场被捕，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。
就在宪兵们翻箱倒柜继续搜查时，外出办事的阿格拉菲娜回来了。她远远就看见杂货店门口停着宪兵的摩托车，几个穿制服的日本人守在门口，心里猛地一沉。她知道丈夫出事了，也知道此刻最正确的选择是立刻转身逃走，可她放心不下，更想确认丈夫的生死。
她强压着心跳，整理了一下衣角，装作普通买东西的居民，缓步走到店门口，对着屋里高声说：“掌柜的，我买两个面包。”
屋里的宪兵不耐烦地吼了一声：“不在！快走！” 阿格拉菲娜没有退走，反而趁守门的宪兵不备，一把掀开里屋的门帘冲了进去。她一眼就看见了被反铐双手、站在墙角的张宗伟，他嘴角带着血迹，衣服也被扯破了。阿格拉菲娜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，她张了张嘴，想喊丈夫的名字，想问他有没有事。
可张宗伟看到她的那一刻，没有半分重逢的温情，反而狠狠瞪了她一眼。那眼神冷得像冰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，里面没有不舍，只有催促——快走，立刻走，别说话，别暴露。
只这一眼，阿格拉菲娜就全懂了。丈夫不是不想认她，是在用性命护着她，护着他们的家，护着还没被敌人发现的联络线。她硬生生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脚步也停住了。
旁边的日本宪兵见状，上前一把将她推出门外，骂骂咧咧地警告她不准再靠近。阿格拉菲娜踉跄着站稳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再停留，快步离开了这条街。这是她和张宗伟见的最后一面。
当天夜里，阿格拉菲娜叫醒了睡梦中的两个孩子，没带任何值钱的东西，只从灶上拿了半袋玉米面，裹了几件孩子的换洗衣物，趁着夜色离开了家。她不敢走大路，带着孩子躲进了铁路边一间废弃的扳道房里——之前她跟着张宗伟送过一次情报，知道这里偏僻，很少有人来。
母女三人在这间漏风的扳道房里躲了三天。白天不敢生火，怕冒烟被人发现；晚上不敢点灯，怕引来巡逻的宪兵。孩子饿了就啃两口凉硬的玉米饼，害怕了就窝在母亲怀里哭，阿格拉菲娜只能捂着孩子的嘴，低声安慰她们：“听爸爸的话，再等等，再等等就好了。”她知道，外面的搜捕还在继续，只要她和孩子一暴露，丈夫用眼神护下来的生机就白费了。
另一边，被捕后的张宗伟被关押在哈尔滨道里监狱。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，灌辣椒水、坐老虎凳、上大挂，一次次把他折磨得昏死过去，又用冷水浇醒。可张宗伟始终咬紧牙关，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，更没有吐露半个组织的秘密。
1937年7月27日，受尽酷刑的张宗伟和其他多名爱国志士一起，被日军押到太平桥圈河集体枪杀，英勇牺牲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夏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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